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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办贿赂犯罪亟待引入“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2018-05-15 11:13:01来源:广西法治日报责任编辑:张振鹰 (本文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拱嘉宜
 
  “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最早是英美法系法律制度发展的产物,对于刑事侦查、刑事诉讼的积极效果以及在保护人权上的内有价值已经被众多国家所接受和采用,并写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本文以目前查办贿赂犯罪的困境为切入点,就“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可行性、路径选择等问题进行粗略探讨。
 
  一、我国贿赂犯罪查办的困境
 
  总结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侦查工作,特别是贿赂犯罪的查办工作,传统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占主导地位,“一张嘴、一张纸、一支笔”的传统模式有其现实基础。这与贿赂犯罪呈现的智能化、科技化导致犯罪手段更为隐蔽、狡猾,反侦查手段更加先进,证据更难收集、固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国贿赂犯罪的查办工作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困局,笔者认为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证明标准过高。所谓证明标准,是指根据法律之规定,承担证明责任的人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人民检察院经过侦查,认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应当写出侦查终结报告,并制作起诉意见。可见,我国查办贿赂犯罪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对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做了说明,即满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必须符合3个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虽然增加了“排除合理怀疑”是证明标准的重大进步,但是在实践中,“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办案标准依然具有现实基础,过分强调对于事实的还原,特别是对于客观事实还原进一步证明主观上的动机,使得证明标准依然高高在上。而且贿赂犯罪本身就存在智能化、作案手段隐蔽、犯罪分子反侦查能力强、案发时间滞后等特点,过分强调以事实说话,就进一步加大了办案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对于口供的依赖。因为只有犯罪嫌疑人自己的口供,才能真正还原事实。其次,贿赂犯罪案件本身的特性,制度构建的滞后,进一步激化了矛盾。贿赂犯罪除了具备普通刑事案件证据的客观性、唯一性、关联性等特点外,其刑事案件证据还具备单一性、对合性、互证性、不稳定性等独有的特点。这些特性都决定了侦查贿赂犯罪过程中在实物证据缺少时,主要依赖言辞证据(包括犯罪嫌疑人供述、人证)来突破。
 
  二、“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目前,学界和实践中,对于“污点证人”以及由此产生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我国学界普遍认为,“污点证人”是指参与了共同犯罪对案件有比较多的了解,通过与司法机关合作,被赋予了作证的刑事责任豁免权,司法机关强制出庭作证,提供证据证明被追诉者犯罪事实的人。而由此产生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则是指“污点证人”消极被动地作证后,司法机关就他的证言所涉及其自身的犯罪行为不予追究,或不以他提供的陈述以及该陈述为线索发现的其他证据作为追究其犯罪的证据使用的刑事司法制度。从“污点证人”概念分析,“污点证人”有以下特点:1.“污点证人”的犯罪行为必须是尚未被处理的犯罪行为;2.“污点证人”掌握的证据对于指证主犯犯罪有决定性作用,其提供的证据具有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3.“污点证人”应该是特殊犯罪中的从犯或者胁从犯,基于利益权衡的原则产生的结果;4.“污点证人”的选取是司法机关决定的结果。由此也可以得出“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3个理论基础: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公正与效率原则;利益权衡原则。
 
  三、贿赂犯罪查办中,“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引入的可行性
 
  从我国目前形成的法学架构来看,已具备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法律基础。
 
  第一,刑事诉讼法规定了禁止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不得强迫证人自证其罪,这表明我国已经在刑法的立法上确立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笔者在上文也提到,“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理论基础之一,是反对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污点证人”放弃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同时暴露了其涉嫌犯罪的内容,但其证言涉及其自身犯罪的内容,将不会受到司法机关的追诉,这就避免了在关键性案件的关键证据上,受到侦查机关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情况的发生。所以,虽然“污点证人”放弃了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但实际上能够保证其权利,这点也是程序正义的体现。我国刑法对于这一原则的确定,给构建“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奠定了最基本的理论基础。
 
  第二,我国现行的刑法中,关于“自首”“立功”的规定,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有类似之处。刑法最新一次修正后,更为直接体现了“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原理。刑法规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作出不起诉决定。两规定结合,使得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行贿人,有可以不被起诉的可能。不过,由于“立功”表现本身不包括自身的犯罪行为,且所谓的“酌定不起诉”也就意味着检察机关同样还是可以对行贿人进行起诉,所以掌握关键证据行贿人依然处于不确定、被动状态。因此,虽已在构建“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迈出很大一步,但仍然需要深化和完善。
 
  四、贿赂犯罪查办中,理想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类型
 
  “污点证人”的豁免程度,决定“污点证人”的配合程度,也直接影响“污点证人”证词的真实性。从目前已经确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国家来看,豁免的类型主要分为两种:
 
  (一)罪行豁免。具体是指“污点证人”向司法机关提供证言中涉及的一切犯罪行为不再被追究刑事责任。它的不足是,容易导致“污点证人”滥用豁免权。“污点证人”除了提供破案必须的证据外,还会交代与本案无关的犯罪行为,以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
 
  (二)证据使用豁免。具体是指“污点证人”向司法机关提供的证言及任何根据该证言派生的其他证据,都不能在随后进行的刑事诉讼中用作指证他的证据。它的不足是,“污点证人”出于对自身利益的维护而考虑是否全盘托出犯罪事实,或者采用误导控方的办法来减轻、隐匿自己的罪行,且其提供证言、资料等的真实性、可靠性得不到保障。
 
  这两种制度各有利弊。我国学界对于这两种豁免在选择上一直存在争议,发展至今,“有限制地使用罪行豁免,而原则性使用证据豁免”是学界对于“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构建的主流观点。如果构建对所有犯罪均适用的“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有限制地使用罪行豁免,原则性使用证据豁免是可行的。但笔者认为,具体到侦查贿赂犯罪,理想的豁免类型应该是使用罪行豁免而不是证据豁免。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贿赂犯罪的特点决定了口供对于侦查贿赂犯罪的不可替代性。正是由于贿赂犯罪的特点,即使秘密侦查制度在我国得以推行,从司法成本以及效果来看,秘密侦查在侦查贿赂犯罪中的效率也较低。这是我国使用罪行豁免的根本原因,也是内在原因。其次,如果仅仅对“污点证人”进行证据豁免,“污点证人”很有可能做不彻底的供述,这样不仅与建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的初衷相悖,还会增加侦查的成本。再次,从行贿犯罪的特点看,有一部分行贿人的行贿行为,说完全地被索贿肯定是不恰当的,但是大部分行贿人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给受贿人送钱的,这样的行为大多伴随着利益半推半就进行。在现实社会中,大部分行贿人接受处罚后,再犯行贿罪的可能性较低。所以对行贿人采取完全的罪行豁免,有现实依据。
 
  (作者单位:柳州市鱼峰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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